一流的大学需要有创见的大师、一流的科学家和研究员，这批教师对大学的发展和科研创新是举足轻重的，但他们不是大学教师的唯一类型；要培养学生具有理性和独立思考精神，有很好的情操,大学也需要一批善于激励学生，或善于将前人的知识或研究成果融会贯通，耐心教给学生的教师。也许他们对学问的贡献作用可能有限，但对这样的教师应当得到大学的尊重。我这里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学校的蒋大宗教授1944年大学提前毕业，参加抗日远征军到缅甸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回到了在上海的交通大学，曾经做过江泽民当年在交大求学时的助教。他曾长期工作在本科教学第一线。由于当时的研究条件所限，未能做出有创见的杰出成就，但他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教授，他的学识水平和治学成就并不比现在的一些院士差。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他以敏锐的洞察力，对未来生物医学与电子学科交叉的发展前沿做出了判断，在西安交大创建了大陆第一个生物医学电子专业，并长期引领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；在西安交大的其他学科里还有像蒋大宗这样一批的杰出教授，他们判断力强、学识渊博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对学生的培养倾注了满腔热情，对同事心底善良。我们这一代真是要向他们好好学习。现在一些大学里个别知名教授在专业领域声名显赫，但在道德修养方面却不能称道；一些教授忙于科研，没有时间上本科生讲台，虽然学生与他们近在身旁，却又遥不可及。要使大学回归本质，这些现象必须要得到扭转。